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大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配资投资，震动了整个苏联社会。文章题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宣布曾经位列党内第二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被开除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随后局势急转直下：同年12月23日，贝利亚在一场审判中被控以“叛国”等多项罪名，并于次日被执行死刑。那时，距离斯大林去世不过九个月。
在斯大林时代，贝利亚地位显赫；斯大林死后，他一度成为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并列的三巨头之一，权力一度高过其他人。可为何最终他非但没有坐稳最高位置，反倒落得被以“叛国”名义处死的下场？
贝利亚被捕的过程并非一夜之间。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记载，早在6月初，赫鲁晓夫就向马林科夫指出了贝利亚的危险性，二人随后分头说服其他主席团成员。6月26日，马林科夫以讨论苏军军事训练为名召集会议，并把参加者转为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会议的实际议题却是围绕贝利亚。赫鲁晓夫首先发难，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也相继发言，指责声不断。会场气氛紧张，贝利亚明显察觉异常却来不及应对。会议结束前，布尔加宁事先安排的军官冲入会场将贝利亚逮捕。
展开剩余75%贝利亚被押至防空司令部的一个仓库看守，苏联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定他的罪名？贝利亚曾主导过大规模“清洗”，名声在外，但这一历史若被彻底揭露，会牵连到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许多人。因此，最终高层选择了以“叛党叛国”这样的政治罪名来对付他。7月10日的《真理报》文章中指控贝利亚利用内务部从事反党反政府活动，并抨击他在斯大林死后推行的若干政策。随后的数月内，一些与贝利亚有关的人被捕，他的亲属也遭到拘押或移送。12月的公开审判以“叛国”等罪名将他定罪，并迅速执行死刑。
然而，法庭对贝利亚的诸项指控在后人看来存在很大争议。法庭宣称他企图利用内务部反党，并把他为纠正若干冤假错案、缩减内务部权力的做法，解读为“反党”的证据。但事实上，贝利亚掌权后并没有扩张内务部的权力，反而裁减了冗员、限制了某些特权；他推动为部分冤案平反，这些举措在法理上是对司法与制度的修正，而不应自动等同于“叛党”。此外，他在外交与民族政策上的一些主张——例如对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减少过度干涉、提倡使用当地民族官员治理地方、纠正强制迁徙政策等——在后世看来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却被法庭解读为与“外国间谍”勾结、破坏民族团结的证据。
那么，既然许多罪名站不住脚，为什么贝利亚仍被以“叛国”处死并且至今未能完全平反？有两个关键原因值得注意。其一，贝利亚为人树敌甚多。他出身契卡，曾在“大清洗”期间担当得力执行者，许多人及其亲属都因此遭难，对他怨恨深重。即便不触及“清洗”的历史，贝利亚个人作风也为人所诟病，晚年斯大林对他已有冷淡，甚至在保安与人事安排上对他进行削弱。其二，贝利亚的改革过于激进，触及苏共内部既有利益与意识形态信念。例如他建议改变对东德的控制策略、主张某种程度上放松对东欧国家的直接管控，这些观点在当时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忠与“向资本主义妥协”。在权力斗争中，任何看似“背离教条”的举措都会被放大并作为攻击把柄。
尽管许多政治罪名存在争议，但贝利亚的个人恶行难以完全洗清。审判档案与多方证词指向其利用职权实施性侵、以内务部力量掩盖或惩罚反抗者的行为。贝利亚的随从与一些证人供述，他经常以权势逼迫年轻女性，甚至通过收买或迫害证人来掩饰不法行为。1998年，人们在其旧居附近发现了五具年轻女性的遗骸，这一发现虽未形成法律上的直接定论，但在公众眼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罪恶的认定。因此，尽管用“叛国”来定罪颇有政治操作成分，贝利亚在私人道德与暴行方面确有令人发指的记录，这也使很多人认为他最终遭到严惩并非全无道理。
回望历史，贝利亚既是一个带有改革倾向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个在权力运作中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他的历程反映出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死后苏联权力重组的复杂与残酷：政治斗争、个人恩怨、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对过去暴行的隐秘与揭露交织在一起。后来在1998年，贝利亚的儿子曾向俄国军事检察机关申请为父亲平反，但俄罗斯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虽然个别法律适用或许存在问题，总体上贝利亚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量刑并无过失。
因此，评价贝利亚，既不能忽视他在政治与外交上曾有过某些前瞻性思考，也不能淡化他在“大清洗”时代与私人生活中造成的严重伤害。功过难以抵消，历史对他的定性依然复杂而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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